编者按:2012年,举世瞩目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航母出海、莫言获得诺奖,多少大事将彪炳史册。2012,又有多少小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深深打动着网民和他们的心。无论他们身处哪里,无论他们是伟大或者是平凡,无论他们在什么样的岗位上工作,那些声音,总激励我们、鼓舞我们,传递着“正能量”,令我们振奋前行。新华教育特集结文字,回首二零一二那些难忘的教育声音。本篇小编特集结了校长、教育界名人论教育的名句,以飨读者。
==校长寄语:大学为理想而生存===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没有一流哲学家思想家就成不了强国”
我曾经对我们的学生说过:“一个国家,有再强的经济、军事,但如果没有一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那么它就成不了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同样,如果人类出不了一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我们就很难解决当今和未来人类所面临的各类重大而复杂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要加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育的重要起因之一。
人文教育:构建和谐未来世界——对话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人文教育区别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承担着怎样的功能?目前高校人文教育的状况如何?复旦大学自7年前实施的通识教育力图做怎样的探索?
为此,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听他讲述他眼中的高校人文教育。
记者:您觉得人文教育承担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杨玉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共同居住的星球变得越来越“小”,人们称其为“地球村”;然而人们的“眼界”却远未提升到相应的高度。由于人的本能和不恰当的教育结果,人们习惯于将任何不同于自己同族的思想与行为视为“异类”,从而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频频发生。“国家利益至上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并成为打压其他文化,干涉别国内政,掠夺国际资源的思想基础。
我个人认为,当世界只有一种文明和文化存在时,这种非多元文化的世界将是人类的末日。因此,我们中国人提出,各种文明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种不同文明和文化和谐共存的世界格局。
人文教育的目的是要让受教育者去严肃地思考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怎样的未来世界才是我们所期待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应是本着这样的期待去研究通向这个更为美好的世界的可能途径。因此,让大学里的受教育者去了解、理解、宽容各种文明和文化的存在,并使他们具有跨文化的沟通能力,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举措。
记者:结合新世纪的发展情况,您觉得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是日益凸显了还是日渐衰落了?
杨玉良:这个世纪确实是一个知识的时代,这似乎已经是大家的共识。然而我要强调,仅仅“知识”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思想”。社会科学的知识和自然科学的知识一样都是“双刃剑”。在“工具理性”思维的驱使下,人们可以利用这些知识来创造毁灭人类的武器,也可以制造危害人类的“金融风暴”。
要让“知识”真正服务于全人类的未来命运,我们更需要“思想”,更需要加强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教育。
近两个世纪以来,由于在技术上的巨大成功,也包括社会科学知识的巨大成功,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对人类自由的限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思想贫乏的时代。人类近一两个世纪的巨大发展基本上是基于20世纪以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们的思想。因此,我更希望在新世纪里,将“知识的时代”转化为“思想的时代”,即成为一个一流思想家和哲学家辈出的时代。
我曾经对我们的学生说过:“一个国家,有再强的经济、军事,但如果没有一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那么它就成不了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同样,如果人类出不了一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我们就很难解决当今和未来人类所面临的各类重大而复杂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要加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育的重要起因之一。
记者:我们了解到,复旦大学在7年前开始实施通识教育,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杨玉良:关心中国发展的人都会注意到,政府最近接连出台了一系列规划和措施来推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我们认为,人文与社会科学可以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理性的思维,为制度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为人的发展提供精神与价值的选择。这是我们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巨大张力的教训中所得出的体悟。
我对中国近30年来的发展做过如下的粗略概括:在第一个10年,大家认为我们要发展技术,因为我们要有能力自己制造彩色电视机和电冰箱等,以改善我们的物质生活;在第二个10年中,人们意识到技术的源头在基础科学,所以我们设立了NSFC(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第三个10年中,人们才发现人文与社会科学也是重要的,但客观上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管理、法律……)得到了很大的重视,而最近对人文学科和文化建设的重视是因中国现时的社会和世界格局的状况中所逼出来的。
我这里指的“人们”不仅仅是学者们,也包括普通百姓和政治家们。作为有着深厚人文传统的复旦大学较早地认识到了人文和社会科学对当今中国的重要性。我们从3年前开始就启动了“复旦大学人文振兴计划”,并将其作为国内外汉学经典的研究和交流平台;成立了“国家建设研究中心”和“复旦发展研究院”来开展社会转型、制度建设和治理形态的研究,目的是服务国家决策并期望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智库,也为研究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提供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平台。为此,复旦大学的“985”三期投入在人文与社会科学上的经费达到了“985”二期费用的6.5倍以上。
为什么要建立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平台?我们的考虑是基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就我的认识而言,植根于古希腊文明和欧洲“文艺复兴”的西方文化以“人本主义”、“分析”与“逻辑”见强;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受近代中国“救亡”的形势所逼迫,中国文化以“集体主义”、“综合”和“悟性”的思维方式为特征,其具有各自的优点和适用性。当今世界所面对的诸多重大问题都极其复杂,或许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据糅合了东西方文化之所长的思维方式。最近,复旦大学与英国的丁铎尔全球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合作成立了“复旦—丁铎尔全球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我们期望这个“中心”能够成为集东西方思维方式来研究与解决全球乃至全人类的复杂问题的典范。(记者 赵婀娜)
来源: 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6日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大学生要勇于迈出第一步”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提高教育质量,同时大学生也要有正确的就业观念。”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说,如果第一份工作起薪就要1万元,那找工作确实是难,因为这不是社会上错了,是大学生自己错了。
“同学们要敢于迈出就业的第一步,就业之初做什么工作,我认为不是那么重要。”龚克说,“现在做什么工作,未必一辈子做这个工作,不要把起点看得那么重。很多大学生没就业,就是总在犹豫看有没有更好的。”具体到大学生的择业方向,龚克推荐第一步迈向国家发展的重要行业、重点地区和重要部门。
浙大、南开、哈工大校长聚焦“硕士当城管”——新华社记者徐博 常志鹏 王希
大学生的就业和发展日益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不久前有消息称,12名硕士研究生当上了城管队员,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记者在两会上采访了三位来自高校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让他们把脉剖析这一现象,同时为大学生的就业和发展指明方向。
王树国:缩小行业待遇差别
“硕士研究生去当城管是因为公务员的待遇好,尤其是社会保障方面。”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说,“如果各行各业都有这样待遇,大学生将会有更多的选择。”
王树国指出,高校本身很关心大学生的就业和发展,但由于制度上的原因,有些高校关心的还不够。
“没听说哪所学校因为就业不好影响了招生,招生、就业本来应该是息息相关的,现在却越来越淡化,管理链条断了。”王树国说,“如果是企业,产品卖不出去就要倒闭。因此,要让学校的服务对象决定其生死,大学生就业难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我国的科技也才能更好的发展。”
这位校长同时指出,中长期的科学研究需要更稳定、踏实的氛围,不能急功近利。
“而我们目前的每一项科研,要想得到经费支持都要有明确的近期目标。”王树国说,“这样的话,很难培养出钱学森、邓稼先这样的大师。”
龚克:大学生要勇于迈出第一步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提高教育质量,同时大学生也要有正确的就业观念。”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说,如果第一份工作起薪就要1万元,那找工作确实是难,因为这不是社会上错了,是大学生自己错了。
“同学们要敢于迈出就业的第一步,就业之初做什么工作,我认为不是那么重要。”龚克说,“现在做什么工作,未必一辈子做这个工作,不要把起点看得那么重。很多大学生没就业,就是总在犹豫看有没有更好的。”具体到大学生的择业方向,龚克推荐第一步迈向国家发展的重要行业、重点地区和重要部门。
“如果把个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话,那就是比较好的起步平台。”龚克说,“至于在具体的岗位、起薪的收入,都是次要的选择。”
杨卫:不能要求大学生毕业就“上手”
“很多跨过公司的研发基地在本国,而销售、生产、制造基地在中国,所以要求员工来了就能上手。”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校长杨卫说,“我们当然需要技师,但也要着手培养层次更高的人才。”
杨卫指出,高校也应该有自己的办学特色,不能所有的都来培养技师,也不能有所的都去培养博士。“在计划经济时代,学生按岗位要求学习,自然上手快。”杨卫说,“在市场经济中,未来的岗位不能确定,怎么可能要求学生学的都是‘有用的’?”
“经过通识教育阶段的人才具有更平衡的知识结构和更强的再学习能力,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杨卫说。
来源: 新华网2012年03月07日
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大学是为理想而生存的”
任何一所理想大学都是个性化的。刘道玉心目中的理想大学的基石是:以人为本、大学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至上、民主学风和创造不止。马云在谈创业时的一句话很适合解释刘道玉在武大的经历:“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多数人死在明天晚上,看不到后天的太阳!”刘道玉就是在后天的太阳升起之前,重重地跌倒了。他的一些学生说,看到刘道玉,让人想起夸父、愚公。愚公命好一点,感动了两个神仙帮他把大山搬走;而夸父则牺牲在追逐太阳的路上。
武大老校长刘道玉:教育改革的“出头鸟”
“啊?你说什么?声音请稍微再大一点!”面容清癯的刘道玉侧着头,用右手附着右耳大声说道。
4月22日,由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举办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在北京饭店举行。研讨会为期一天,年近八旬的刘道玉在会场认认真真地端坐了一天。无人知道,右耳已失聪多年的他究竟听清楚了多少发言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只要在瞬间凝望一下这位紧锁眉头、面部神情严峻而忧郁的老人,一种尊敬、感动与痛惜相互交织的复杂感情便油然而生。
再有几个月,刘道玉将正式进入他生命的第八十个年轮。他的学生和朋友早早开始串联,想筹办一个别具一格的祝寿活动向这位“永远的校长”表示敬意。但刘道玉婉言谢绝了。盘旋在他脑海里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在80岁之际再动笔写一本题为《理想大学》的新书,“作为这一生的收官之作”。
从1977年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参与向邓小平建言“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开始到今天,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中,刘道玉命运坎坷,起起伏伏,但没有人能否认,他是中国教育改革绕不过去的话题。
教育改革的“出头鸟”
刘道玉的名字开始为人所知,是改革开放给他带来的幸运。
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新华社一条带有黑色电头的消息:
经中央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有关部门认为,任命48岁的刘道玉担任全国重点大学的校长,这对于在人才济济的高等学校中打破论资排辈的现象,大胆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企业试行厂长责任制,经济特区在沿海地区创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相继出台,胡耀邦总书记“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名言响彻神州大地。
被冠以全国最年轻校长之名的刘道玉没有辜负这改革的时代。他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以一切有利于学生成长为改革动力,在教学领域积极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第一个在全国推出了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插班生制、自由转专业制、导师制、学术假制和贷学金制等,使武汉大学一时间成为积聚青年才俊的高地、“教育改革的深圳”。当年许多的改革创新之举已成为当今中国高校普遍实行的基本制度。
不仅仅是教学制度的改革,刘道玉还给武大和高校带来一种全新的校园风气和文化氛围。著名教授易中天谈到他那个时期在武汉大学上学的感受: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
由此可以理解刘道玉为什么被武大学生称为“永远的校长”。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风云人物,他的名字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从大学校长到小学校长
历史总是经常会表现出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
1988年春节前夕,年仅54岁的刘道玉突然被宣布因年龄原因免去武汉大学校长的职务。本想大干一场的改革者一时失去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其痛楚的心情可想而知。但刘道玉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对教育改革的追求。
不是要做官,而是要立志进行教育改革的刘道玉,已看明白了体制内的公办学校没有独立自主的办学权,不可能出现理想的试验田,因而谢绝了去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海南大学任职的机会,一方面开始腾出精力来撰写他计划已久的“创造教育三部曲”,一方面把目光投向民办教育。
1994年,刚刚写完自述——《生命六十始》不久的刘道玉,怀着一种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喜悦之情,出任了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的校长。
有人奇怪,一个堂堂的大学校长为什么要转过身来做小学校长。大学是出科学家的,中小学是出教育家的。苏联一个流行说法曾深深地影响了刘道玉。出于对教育家的崇拜,对改革事业的向往,他在《办学情怀》中抒怀:从教育英数十年,双鬓斑白不甘闲。借得改革春风雨,躬耕一方“试验田”。教育改革,成了刘道玉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情结。
为了倍加呵护这块试验田,刘道玉将自己从社会中募得的15万元交给学校,还赠送了800本个人藏书和收集的20多本各国精美的画册给校图书室。这期间刘道玉教育改革的最大收获就是“创造教育三部曲”的出版。《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造教育概论——谈知识、智力、创造力》和《创业与人生设计》,是他在武汉大学10年教育改革的理论总结,同时他还把创造课直接开进了中学生的课堂。
摔倒了,爬起来还要往前走
2001年夏季的一天,在好心学生的暗中帮助下,刘道玉夫妇从武大校园悄悄搬进了华中科技大学紫菘公寓一套尚未装修的毛坯房。夫妻俩与世隔绝,终日只能相对而坐,境况极为凄凉。
他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出来避难的。2000年底的一天,由于投资人私自携款潜逃,办学近6年、已具相当规模的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被迫关门了。接着,数十名学生家长到学校要求退还学费,时常还有上门讨债的汽车直接就停在他们的家门口。
刘道玉上当受骗了!在学校最后一次教师和干部会议上,心情沉重的他当着大家的面失声痛哭,他为之奋斗了5年的一套办学理念和改革举措,不得不随着“试验田”的辍耕而停止,他所承担的创造教育实验研究课题,也不得不半途而废。而他的身体,也因为两次住院、两次开刀变得每况愈下。有人评论说,刘道玉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在年近古稀之时遭到暴风雨般重创的刘道玉还能何为?
虽九死而不悔的刘道玉没有倒下。2005年秋天,在位于北京长安街的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携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为他出版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的刘道玉,受到了武汉大学在京学生最热烈、最热情、最隆重的欢迎。
这本自传的写作,大体上用了一年的时间。此时的刘道玉由于疾病的困扰,不仅写作进度缓慢,而且吃了不少苦头。特别是脑梗塞的后遗症,使得他右手写字颤抖,必须着力方可使字形可辨。但他并不气馁,而是以积极的进取心学会了使用电脑。他不仅用心为自己写传,还用心给他的学生写传,题为《大学的名片——我的人才实践与理念》一书在国内外出版。
由教育改革的实践者转为批评者
公办教育体制不愿再碰,民办教育改革实验夭折,过了人生七十这道坎后,刘道玉的教育改革事业似乎已暗淡渺茫,历史注定不会给他机会了。
热爱教育、钟情教育的刘道玉不因年龄而止步,他很快实现了新的转型,由当年教育改革的实践者转变成为教育改革的评论者和批评者,开始用思想和声音来影响中国的教育改革。
他密切关注着中国教育的风雨变幻。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问题、关于大学校长职业化问题、关于大学校长的遴选机制问题、关于怎样根治大学学术腐败的问题、关于高校去行政化问题、需要怎样的教学评估等众多重大问题,刘道玉以开阔的国际视野、教育家的专业眼光做出了有理有据的分析与论述。其中最重要的有《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经《南方周末》发表后,上百家网站转载,网友评论5000多条。媒体的调查问卷表明,90%的人支持意见书,这广泛唤起了人们的教育改革意识。
2011年4月,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刘道玉写了一篇致清华大学的公开信——《大学需要有反思精神》,提出有必要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对学校办学的得失、大学精神进行“严肃的反思”。此文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刘道玉再一次以教育改革家的形象赢得社会的尊重。
勾画心中的《理想大学》——大学是为理想而生存的。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致与会者的邀请信中,刘道玉这样表明心迹:余年近八旬,且右耳失聪,右手已不能书写,基本上是一个残疾的老年人。但我不甘寂寞,心中教育改革的炽热之焰未灭,追求理想大学的情结仍没有消失。于是,准备积个人30多年的经验、教训、学习心得和未来大学教育的期盼,着手撰写《理想大学》一书。
在研讨会开始之前两天,刘道玉关于《理想大学》的写作提纲已经修改了第三稿,雏形已见。这份写作提纲,让人们看到一个至死不渝的教育改革者的最高理想。
任何一所理想大学都是个性化的。刘道玉心目中的理想大学的基石是:以人为本、大学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至上、民主学风和创造不止。
马云在谈创业时的一句话很适合解释刘道玉在武大的经历:“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多数人死在明天晚上,看不到后天的太阳!”刘道玉就是在后天的太阳升起之前,重重地跌倒了。
他的一些学生说,看到刘道玉,让人想起夸父、愚公。愚公命好一点,感动了两个神仙帮他把大山搬走;而夸父则牺牲在追逐太阳的路上。
有人说,刘道玉是个悲剧性人物,钟情改革却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人说,刘道玉是过时的人物,不甘寂寞不过是为了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存在。而对于年事已高、几乎丧失听力的刘道玉来说,闲言碎语已经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眼前即将动笔的凝结自己教育改革教训与心得的《理想大学》!刘道玉心里很清楚,时间对于他已经不多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大学在有生之年很难看到,所以,他想到写出自己和身边教育资深人士的理想大学。正如司马迁形容《史记》,可藏诸名山五百年,等待后人的发现。《理想大学》是他给自己暮年生活的一份礼物,是留给当代人的遥远曙光,更是留给未来,曾经的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不屈追寻的历史背影。
来源: 中国青年报 2012年05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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