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4日,《湖州日报》5版以《倾斜的道德天空——揭秘湖城“临时夫妻”之五味杂陈》为题,报道教师教育学院的6名大二学生组成的调查组,历时半年,选取了上海、杭州、苏州、宁波和湖州等9个长三角地区的代表性城市,采取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访问了2250余名农民工,详细了解了农民工“临时夫妻”问题,形成了《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的“性乱象”》的调查报告。全文如下:
一对夫妻就像吃饭用的一双筷子,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生活的酸甜苦辣一起品尝。然而,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引发的夫妻情感危机,正在打破一双筷子不分离的格局,并随之产生了诸多的酸甜苦辣。近年来,由于外出打工热潮出现,很多农民工夫妻长久分居,由于情感和生理需求,不少人在异地组建了所谓的“临时家庭”,这种现象存在已久,可并不为人们所重视。
今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曾做过洗脚妹的全国人大代表刘丽,在接受记者提问时说:“现在因长久分居,在城市农民工中出现了‘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情况。也许很多人听了很意外,但在我这个群体中非常多见。这导致农村婚外恋增多,离婚率增高,也影响下一代的教育,导致两个家庭不得安宁。”一时间,农民工“临时夫妻”的社会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不得不重视的话题。
早在去年11月,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的6名大二学生组成了调查组,历时半年,选取了上海、杭州、苏州、宁波和湖州等9个长三角地区的代表性城市,采取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访问了2250余名农民工,详细了解了农民工“临时夫妻”问题,形成了《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的“性乱象”》的调查报告。
根据这份调查报告,记者日前走访了湖城部分农民工聚集地,揭秘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的“被窝子问题”。
搭伙过日子不长久
傍晚6时,下班回到湖城城南的出租房,陈莉拿出从菜场买回的菜,赶紧准备晚饭。 1小时后,她和回到家的“丈夫”坐下来吃晚饭。
“下个月放暑假了,我老婆要带孩子来湖州住两天,到时候,我另外去租个房子,你就住在这里好了。”吃完饭,“丈夫”对着正在洗碗的陈莉说。
陈莉今年30出头,前年从贵州来湖州打工,现在一家饭店做服务员。而眼前这男人其实是她的临时“丈夫”,一名企业销售人员,同样是贵州人。
来湖州的第一年,陈莉独自生活。直到在一次老乡聚会上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一来二往,两人出去玩的机会多了。他们从偷偷摸摸地去开房,逐步发展到了同居,成为“临时夫妻”。
“刚开始根本没往那方面想。”说起搭伙做伴,陈莉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有生理上的需求是骗人的,但其实更多的还是内心的一种空虚寂寞,“一个人在外面呆久了,总想找个人说说话聊聊天,尤其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或者有个头疼脑热的,总觉得很凄凉。”
一开始,陈莉觉得终于又有了依靠,日子也过得比以前充实。可是,一接到丈夫或家里老人孩子打来的电话,就要愧疚好几天,情绪特别低落。
“我本来和几个老乡们一起租房,后来自己搬了出来,不敢在老乡多的地方住,只好往城外搬,也不敢参加老乡的聚会了。”陈莉说,自从做了“临时夫妻”,就有点“躲躲藏藏”,深怕被老乡知道后传回老家,让家里人丢面子。
陈莉租住的城南地区,农民工并不如后庄、罗师庄那么集中,但租住在此的“临时夫妻”比其他地方多。
调查显示,部分“临时夫妻”迫于周边舆论的压力,并没有长期地住在一起,而是选择一些小旅馆暂时居住或者交换到双方的暂住地团聚。也有的“临时夫妻”选择远离同乡、社会关系比较陌生的地方居住。
出租房房东王女士说,这两年来租房子的年轻“夫妻”不少,后来收房租、交水电费这样来往多了才发现住在一起的并不是真正的夫妻。“都是在老家有伴、有子女的,暑假还看到过他们各自的孩子。”
王女士说,曾经有个近40岁的男子租她的房子,两年就换了三个“妻子”。据她了解,这些“夫妻”平时对不认识的人都介绍身边的是自己的“丈夫/妻子”,聊天时也很隐晦,不太愿意说起老家家庭的情况。
陈莉也证实,“临时夫妻”是农民工圈里公开的秘密。“长久生活在一起的很少,很多人过年回家前分手了,过年上来再重新找一个当‘临时夫妻’。”她说,这种关系就是想找个临时的伴,不会长久。
“临时夫妻”局部成为一种现象
调查组在长三角地区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工厂、工地及娱乐场所发出问卷2250份,收回2202份,其中有效问卷2047份。从调查来看,农民工性行为问题频发,其中非婚性行为占到性行为问题的23.6%,而“临时夫妻”作为婚外性行为的典型现象在农民工群体中发生频率较高。
在访谈中,很多“临时夫妻”透露,迫于生活压力而夫妻两地分居,压抑的情感欲望无处释放,各类的“临时夫妻”关系也随之出现。而原有的家庭关系状况是导致“临时夫妻”产生的一大原因。
“如果和老公感情好,我们就不会分开到不同的城市打工了。”在织里童装厂打工的姜燕说,在老家时,丈夫一喝酒就会骂她甚至拳脚相加,夫妻间的情感也越来越谈。后来为了孩子上学学费,也为了逃避丈夫,她就跟着村里的小姐妹一起出来打工,特意选了和丈夫不同的城市。
后来,看着身边的小姐妹都有伴了,她也动了心,和别人组成了“临时夫妻”。“我知道丈夫在那边也有人,现在都是各过各的,每个月分别寄钱回家,过年的时候再一起回家看老人孩子。”
姜燕说,即使夫妻感情再不好,她和丈夫也不会离婚,“如果我们离婚了,老家的父母和孩子肯定会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丢不起人。”她说,等到50岁出头,孩子也长大了,她就会回老家和丈夫一起生活,做个“老来伴”。
农民工工作、生活区域相对比较集中,个别的行为容易影响整个群体。绝大多数农民工在谈及为什么组成“临时夫妻”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身边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为什么不能?”
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认为男女交往风气差、打工环境差、没有设置探亲假、文化生活单调等,对“临时夫妻”的产生同样有较大影响。
28岁的农民工洪强说,和妻子认识一个星期就结婚,一个月后,他就出来打工了,根本没感情可言,所以打工时另外找了对象也没觉得对不起妻子。
“我们小时候穷得连书都读不起,现在我每个月把赚的大部分钱都寄回家了,让老婆孩子生活得好,做得算不错了。 ”洪强觉得,自己在外面辛苦干活,让家里人住好吃好,让孩子有书读,就是尽到了责任。
农民工呼吁“市民待遇”
在服装企业打工的陈扬也是“临时夫妻”大军中的一员。一年前,事情被家里人知道了,“家里人反对得凶,父母骂过,老婆闹过,最后和对象散了,老婆也离婚了。”他说,现在每次回老家,父母都不给他好脸色看。
“临时夫妻”现象导致了家庭破裂、社会风气败坏等严重后果,并影响到了农民工下一代的身心发展。
陈扬说,自从他的事情被老家人知道后,村里人说得难听,父母觉得丢脸,孩子更是抬不起头,“以前他在班里都是排前几名的,我和他妈离婚后,他学习不好了,还整天闷声不响,跟我连一句话都不说。”他后悔地说,如果当初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出来打工,就不会出这样的事了。
然而,生活成本较高使得绝大多数的农民工没办法拖家带口地出外打工。在湖打工的小刘算了一笔账,他现在住的是单位宿舍,吃的是单位食堂,如果把老婆孩子接过来的话,要在孩子上学的学校附近租房,起码得四五百元一个月,加上一家人的吃穿用,生活费要成倍增加,到时候就省不下多少钱了。
接受访谈的农民工呼吁,尽快给予他们同等的市民待遇,改善居住环境,实行带薪休假,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以同城待遇就学等。“如果环境好,谁不想让老婆孩子一起来,毕竟这里的教育好,说不定孩子能在这里考个好大学,那就真的是城里人了。”小刘说,希望享受市民同等待遇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下一代。
针对访谈中农民工普遍反映的工作生活单调这一问题,调查组建议,应该丰富农民工业余生活,开展读书会、免费看电影等文娱活动,并鼓励农民工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如义务献血、义工等,为他们营造包容多元文化、富有亲和力的城市生活环境。
(应被采访人要求,文中农民工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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